《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论文集》(doc　36).rar 術指導」（文建會　　2000）。但是這樣的社區政策多是由政府的地方行政單位依照行政區的劃分來執行，如此的社區在組織、架構甚至於發展模式都是相同的，各社區發展都是僵化的、一元化的、同質化的狀況。忽略了居民真正的需求以及不同的地區發展背景。因此，在此時期，社區只是政令的傳聲筒，缺乏自主性與意識，對於社區草根文化的提昇、社區共同意識的凝聚幾乎毫無貢獻可言，對於社區的發展更無實際的幫助。 在解嚴之前，人們的活動主要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對於身邊事物的關懷只能藉由宗教為慰藉。解嚴之後，人們跨出家庭，開始參予居住四周環境的關心。以往戒嚴時雖然有省府時代所建立之『社區發展協會』，但也僅限於制式化的形式；解嚴後，缺少集會需先報備的限制後，社區的活動開始蓬勃了起來。 從1994年，文建會積極推動『社區總體營造』計劃，並希望透過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來喚起民眾的社區參與。與過去『社區發展』或『吾愛吾家』計劃不同的是----社區總體營造強調『由下而上』『社區自主』『居民參與』等理念，因此，政府扮演的是引導者的角色，而不是全部的介入。然而，這樣由下而上的決策觀念在執行時卻會面臨許多的問題，包括：與社會發展有關的計劃分屬不同的部會造成行政資源無法有效整合、社區營造與規劃的專業人才相當缺乏、傳統社區文化與產業面臨萎縮困境、地方派系影響社區發展工作的推展、以及相關法令與行政程序無法配合等諸多限制（陳建甫，2001：14）。 第二階段：「由下而上」的地方自主需求時期。在這個階段，由於政府已經解除戒嚴，人民可以自由組織政黨，社會上的各種力量已經可以自主的應用在其所欲施力的地方，北中南各區也都開始有戮力於地方事務的文史工作室出現，這是在當時台灣社會中相當特殊的一種文化表現類型。地方上的知識份子希望以當地的歷史發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