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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凯恩斯在《通论》中曾说，“从社会观点看，要使投资高明，只有战胜时间和无知的神秘力量，加强我们对于未来的了
解；但从个人观点看，所谓最高明的投资，则是先发制人，智夺群众，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投资从长期来看，是“战
胜时间”，从短期来看，是“先发制人”。而只有基于严谨的学术之上的研究才能“战胜时间”，继而也能“先发制人”
但短期的市场博弈，后者受到索罗斯所说的市场的“反身”作用而变得不可控
宏观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商业研究等三种在方法、目的和结果上均泾渭分明的模式。首先，学
术研究追求的是研究框架和分析方法的创新性。经济学诺奖级的研究很多是将其他学科的理论或统计方法引入到经济
领域，从而开辟了分析经济问题一个新的视角，例如理性预期、真实经济周期和信息不对称等
政策研究的问题更为短期和务实，政策研究的出发点通常是某种学术观点，最终目标是解决现实问题。如果把学术研
究者比作科学家的话，政策研究者就可以比作是工程师。科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工程师首要的
是解决问题。革命性新技术都是科学家推动出现的，科学家的使命是发现或发明新技术，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开放的，
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是发散的。科学家做事情的目标也是模糊不量化的。而工程师需要做出满足指定要求的产品，
工程师遇到的问题是封闭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是收敛的，做事情的目标也是清晰量化的。前美联储主席
AlanSBlinder说，“经济学家在他们最为了解，也最易达成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最小；而在他们最不了解，分
歧最大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最大”
而商业研究与前二者的差别更大，商业研究追求的并非客观数据的准确性或真理，而是市场博弈或交易操作上的正确，
索罗斯把其比做“金融炼金术”。举个例子来说，在商品交易所内，交易员会对新的信息做出反应，比如经济增长和失
业率等信息，但是，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并不是经济数据，了解新闻不如预见场内的反应更为重要。有一个场内交易
员在政府发布通货膨胀报告引发的交易混乱中赚了1000万美元，混乱平息后，他走出交易所后向周围的人打听：“顺
便问一下，最新的通胀率到底是多少？”对于同样的信息，准确地预测市场的反应是商业研究的本质，而信息本身的
重要性退居其次
正是从学术宏观能够涵盖政策宏观和商业宏观研究的理念出发，本书的主要的特色就是形成了学术传统和金融实践相
结合的研究体系，用金融市场去证伪理论假设和预测。因此，我们采用的是理论（长期）、框架（中期）加上实证（短
期）三位一体的结构，基本涵盖了宏观研究的三个模式。本书从理论和方法论开始的原因，除了研究的严谨性之外，
也是为了在方法论上找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共通性，有利于各学科背景的读者以较为熟悉的直观感觉，从更多的角
度来体会经济学的思维。如《演化经济学的谱系》中的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的对比，正如牛顿力学与达尔文进化
论的比较，又如《宏观经济学中的控制论：反馈与均衡》就以反馈、滤波、系统特性等自动控制角度去理解宏观经济
学中主流的一般均衡过程
这也是我们在经济学思维的跨学科比较方面的初步尝试。因此在写作的最初，我们就是按照自上而下，前后连贯，逻
辑一致的要求来组织研究的。本书历时四年的写作和更长的思考时间，最早的一篇《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与中国通
胀》发表于2011年5月。所以时间跨度并没有损于各部分的连续性，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丰富和验证我们的观
点，显示出理论思考的生命力
经济学家对于几乎所有问题的争论，追根溯源来自方法论的分歧，或者说是问题打开方式的不同。大部分经济思想史
多侧重于经济思想传承和发展的纵向历史，而忽略了与同时代其它学科的横向比较，而经济思想的对立往往来自于其
起源的学科视角之间的对立。从历史上看，经济学思想很多时候来源于数学、物理学、生物学、控制论等等其它学科，
有时候经济学问题对其它学科也同样有启示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一流的物理学家和一流的经济学家能够毫无障碍地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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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因为在哲学和方法论上是相通的。就主流经济学的均衡理念而言，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极大地借鉴了物理学的概念
体系
在方法论的有用性上，我们认同弗里德曼提出的实证主义的理念，即在一定时间框架下，经济学理论的预测结果必须
是可以证伪的，否则理论就失去现实意义。之所以强调预测结果，是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总是会有无数种看似合理的
解释。这一点在金融市场尤其重要，当前经济学本质正在接受金融学视角检验的时代。分析师和交易员的最大差别在
于，分析师要领先于市场，分析师的预测必须是逆势的才能一鸣惊人，而交易员不能超前市场太多，只有顺势交易才
能风险最小化。很多错误的原因分析却可能得到正确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逻辑是对的，而只是一时没有被证伪。一
旦在错误的逻辑上走得太远以至最终被证伪，后果可能难以想象
本文按照逻辑的过程，先从经济学方法论开始（第一章），在确立一定方法论的前提下，建立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框架
（第二章），继而利用本轮经济和市场周期进行检验（第三章），最后展望更长期的经济和行业的走势-“分享经济”时
代（第四章）
第一章的《现代宏观经济学演进》指出意识形态和方法论上的争论是推动现代宏观经济学演进的主要动力，新古典和
新凯恩斯主义的对立，以及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角色定位的冲突一直是经济学中难以回避的争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能提供的更严谨的分析，但是其市场出清假设存在很显而易见的非现实性。而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具有更强的现实性，
但却缺乏严谨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样的对立，也反映了学者们对严谨性和现实性的取舍。经济学家曼昆感叹道，“过
去30年来的宏观经济研究，对于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的实际分析，仅仅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影响。”新古典和新凯恩斯
的分歧只是主流经济学的内部之争，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则形成了两个极端，前者认为经济过程是
不可逆的历史性过程，后者认为事件可以重复
金融大鳄索罗斯也是位系统思考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理解索罗斯的投资哲学，可以丰富对经济理论到宏观投资的感
悟。不仅因为他受到波普尔哲学的影响，从人类认知活动中所特有的、本质的不完备性出发，对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
假设提出质疑，更主要的是他正确地看到了有思维参与的历史过程的不确定性，看到了主流经济学由于忽视这一因素
而导致的困惑，创造性地提出了反身性原理。科学试图按其本来形态来理解事物，金融炼金术则指望能够获得所期望
的目标状态，换一种说法，科学的基本目标是真理－而金融炼金术的目标是操作上的成功。给索罗斯贴上凯恩斯主义
者的标签应该不为过
BS期权定价模型的作者之一布莱克是集金融学与经济学大成的人物，以他来作为本书对方法论讨论的总结再恰当不
过。布莱克致力于将金融市场的CAPM一般均衡模型推广至经济学，但受到主流的抵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学和金
融学对经济本质理解的差异
受益于以上对方法论问题的澄清，我们对经济解释有了新的观察角度，以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对通胀影响哪个更大
为例。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由于经过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使长期通胀趋势向上。基于前面对经济学方法
论的总结和分析，我们认为要深入研究刘易斯拐点对通胀的长期影响，不能以农产品价格观察变量推导深层次的总量
变化（刘易斯拐点），再推论另一价格（通货膨胀）的变化，方法论上存在“卢卡斯批判”问题。“卢卡斯批判”原意
是在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经济关系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引申一下就是，表层数据不能倒推出深层经济结构参数，何
况农产品价格观察变量本身的趋势并不稳定。因此，在长期分析中，总量研究优于价格研究
在确立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之后，下一步是如何建立对中国经济的周期分析框架，这是一个将理论运用于分析现实并求
证的过程。本书的分析思路是，将货币及各种政策干预内生化，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作为中国需求的前瞻性指标，结
合制造业的需求（PMI）来把握经济周期，最后进行中国周期性大类资产配置。我们发现，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货币
政策出现明显的内生性，而集中关注经济的基本面，更有利于形成可以验证的框架，这样也省去了政策博弈时产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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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最开始的切入点是对2012年末的人民币汇率问题，继而引出中长期资本回报率的测算和人民币国际化的
参照路径的思考。我们主要抓住短期的库存周期和长期的人口周期两类周期，而将中间阶段的周期（如货币政策周期）
忽略，主要是因为库存周期和短期市场关系极为紧密，而中国目前处于人口周期拐点初期，对经济的长期影响需要密
切关注。有兴趣的读者不难复制出我们的实证结果
从人民币汇率问题开始，汇率问题是一国所有资产定价的风向标，是宏观的宏观。我们经过对所有汇率决定理论和宏
观均衡汇率理论四大类模型的梳理，最后采用了修正过的萨缪尔森－巴拉萨模型对人民币汇率走势进行校验和预测
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和国内通胀存在“对内贬值对外升值”和“对内升值对外贬值”两种组合。而不是一般理论中所
说汇率是一国货币对内价值的延伸，即国内通胀，则对外贬值，或国内通缩，则对外升值。原因可能是相对于美国等
发达经济体，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收敛到一个稳定水平。虽然修正后的萨缪尔森－巴拉萨模型对汇率短期预测效
果良好，但正如第一章方法论所指出的，不能以短期来通胀替代劳动生产率的长期研究，因为在长期分析中，总量研
究优于价格研究。所以有后面资本回报率的研究继续从总量关系上进行人民币汇率长期走势的分析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