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与艾滋病――四川项目的初步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潘绥铭、刘振英、黄盈盈、王洁、张慧霞、杨蕊、潘滢
这是我们对四川省境内3个红灯区的考察报告。我们于2001年7月25日出发，到2001年9月3日返回，总计在现场进行了40天的参与观察与访谈。
参加者中除了潘绥铭之外，全部是女性；而且后5 位是前两位的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这项工作是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项基金的项目，名称是《四川省城郊/路边性产业中的风险行为的形成因素与最佳干预方式的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国家项目办和四川省项目办的大力支持。
由于当地政府对该地的性产业都非常敏感，而且我们在现场工作时已经向当地政府承诺，决不透露该地的名称；因此我们将不直接写出具体地名，而是使用代号。同时，出于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所涉及的任何场所名称和个人姓名都是化名。
本项目选择了A镇、B镇、C区这三个红灯区。它们都在成都以南的四川腹地，相距不超过50公里。它们都是镇一级的行政建制，都是城郊、路边类型，都拥有数十家性产业营业场所。在我们调查期间，它们都处于正常营业状态，没有遭到“扫黄”。
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2001年3月－4月，本课题组的3位成员曾经专门到成都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在半径120公里的范围内，察看了性产业的概况。当时累计发现7个红灯区，都拥有20家以上性产业营业场所。但是到我们开始执行项目的时候，其中的两个红灯区已经被扫除，短期内不会恢复，因此不得不舍弃。另外一个则是因为当地领导不同意进行调查而放弃。最后一个则是该地由于自然萧条而规模缩小，只剩下不到10家营业场所，因此我们也放弃了。
我们首先全体到达第一个地点A镇，在那里连续工作18天。这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2001年3－4月的“踩点”工作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A镇的性产业相对地历史悠久，经营方式已经非常规范，组织管理也非常完善，预防性病艾滋病的意识也相对更强。因此我们把它作为“较发达”的典型，试图首先从中获得可供后来参照的信息。
第二，那里的老板和小姐的安全感相对更强，更加容易接受我们的访谈。因此我们把它作为培训调查队伍和获得经验的“练兵场”，然后再去突破难点。
完成在A镇的工作后，我们原计划到一个县城的边缘地带，考察某个性产业场所多达80余家的著名红灯区，但是被当地最高领导坚决制止，我们只好兵分两路，分别到B镇和C镇进行访谈，累计分别连续工作22天。
我们运用“入住式社区考察”的方法，对位于3个不同县市内的3个红灯区、38家性产业经营场所进行了参与观察与访谈。我们累计访谈和观察了142位小姐；38位客人；31位与性产业相关的男女。
我们要说些什么新东西？
时至2002年，关于“小姐”和红灯区的书虽然仍然很少，但是在报刊上和网上，各种文章正在逐步增加。普通人对于这话题也已经不再陌生。
如果仅仅是红灯区的地点不同，仅仅是材料更多、情节更细，那么我们就不会写，读者也不会看了。
我们将把自己的新收获呈现给大家。
性产业工会
性产业被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它虽然在古今中外都被视为一个社会问题，但是解决起来的方法却大相径庭。在当今的许多发达国家里，尤其是在欧洲，对于性产业“非罪化”的社会呼声越来越高，人们日益乐于承认：性工作也同样是一种工作；性工作者当然也就是一种工人；是工人就应该有自己的工会；有工会才能更好地管理性产业。
当然，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中国是很难走上这条道路的。
2000年5月，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要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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