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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68年提出“刘易斯拐点”的
概念，它是指一国劳动力供给从加速转为减速的经验拐点。我
们大致可以将2011年视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
中国经济过去30年保持高速增长，人口红利的贡献显然功不
可没。高比例的青壮年人口一则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制
造业尤其出口型制造业将由此具有成本优势；二则对应着人口
流动的活跃，城市化和与城市化相关的基建、地产将由此具备
结构性驱动；三则天然对应宏观上的高储蓄率、低利率和高投
资率，进而形成一个“赶超型”增长
人口红利的减退导致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有所弱化。最明显的证
据是2011年同样形成了中国“高增长”和“中高增长”的一
个分水岭。2011年中国出口增速还有20%，2012年就降为
了7%；2011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还有近30%，2012年就
降到了20%以下。与此对应，2011年中国GDP增速还有
9.5%，2012年就一下子进入了“7时代”
口素质红利即“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人口红利的减退往
往被当作对中国经济中长期悲观的理由，然而，这一逻辑可能
忽视的事实包括：中国经济自2012年起已经显著下台阶，这
一点已经“Price-in”了人口红利消退的内在影响，而2016
年之后总人口和劳动人口增速也在小周期企稳；同时，人口不
止有数量，劳动力素质亦是供给端效率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
中国的高教育素质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正在形成：
第一，中国过去10年培养了6000万大学毕业生和450万研
究生，人才累积雄厚。2000年，中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人数
大约在100万左右，2005年迅速上升至300万；2011年超
过600万；201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进一步上升至765万，比
Q4
Table_Author 分析师： 郭 磊 S0260516070002
021-60750625
guolei@gf
Table_Report 相关研究：
四大红利将助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
入陷阱
20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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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即时短评
2015年增加16万。研究生毕业人数在2005年是19万，2016
年已上升至年度56万。在2007年至2016年的过去的10年
中，中国培养了600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450万的研究生
留学人员的回国是另一趋势。根据2017年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数据，截至2016年，“千人计划”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6000多人，各地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5.39万人
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由2012年的72.4%
增长至2016年的82.2%
高教育背景人才的累积带来中国“工程师红利”的雄厚基础
第二，三十年来，经历“863计划”、“973计划”、“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等国家主导的战略性科技研发的积累和突破，很多
产业技术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中国于1986年
启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97年启动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主要目标均为提高中
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能力。2016年，中
国整合863、97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专项等，启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些
国家主导的战略性科技研发项目在不断积累和突破，中国在很
多产业科技领域与国际前沿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第三，从经验规律看，发展中国家若能保持技术领域追赶的
连续性，则存在“后发优势”（late-mover advantage）和“蛙
跳效应”（Leapfrogging）。和新古典增长模型相比，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强调人
力资本投资和内生技术进步是增长的核心驱动
技术领域容易赶超么？学术角度一般认为相对于机制来说，技
术领域的进步更容易存在后发优势。90年代，经济学家伯利
兹（Brezis）、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总结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经验，提出“蛙跳模型”，即由于旧技术的学习效应大于
新技术的初始生产率，技术先进国家往往会锁定在旧技术的学
习效应中；而随着技术主导权的转移，技术后进国家存在超常
发展和蛙跳式赶超的现象
第四，中国企业的R&D投入在过去几年中不断提升，如今面
临一个技术收获期。根据科技部数据测算，在2005-2015年
的十年中，全国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研发人员数量年均复合增速
为12.8%。R&D经费支出是另一个观测指标，大中型高新技
术产业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十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0%。以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其购买技术经费支出自2010年
起有一个快速提升，2015年则进一步加速。前期技术投入的
累积效应带来后续进入技术收获期，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包括上
市公司案例的大量微观例证中看到
第五，国家对创新产业的引导和地方政府竞争性的高新区建
设及对创新创业产业的扶植，带来中国良好的创新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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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已是位居全球前列的VC市场。由于存在经济转型的诉求，
中国对于创新一向比较重视，十九大报告就明确指出“加强国
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
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招
商引资和促进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也不断推动高新区
建设和对科创企业的扶植，并普遍给予硬件环境、税收及其他
政策领域的优惠。中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在2005-2015年
的十年中增长了4.7倍，大学科技园的数量增长了2.3倍，高
新技术产业区的企业数量增长了2倍。中国整体良好的创新环
境也导致它已经成为全球风险投资比较青睐的相对活跃的VC
市场之一。2017年初KPMG关于风险投资市场的报告指出，
尽管2016年全球风险投资市场有所放缓，但中国风险投资市
场投资额达310亿美元，再创新高
加速的“寒武纪时代”。一系列数据显示，中国的“工程师红利”
进入释放期：
中国的权威科研论文发表数量在快速增加。根据Nature杂志
依据其测算方法（Nature index，主要根据68种全球一流期
刊的论文发表数据）的排名，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加权评分已经
居全球第二1。论文引用率是衡量科研能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统计结果显示2：2007
年至2017年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19335
万次，较2016年统计时增加29.9％，排名超越英国和德国跃
居世界第二位
中国PCT专利的申请量已经全球第三，按目前趋势增速可能
会在两年内登顶。PCT专利申请量是衡量一国研发能力和创
新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WIPO数据，2016年美国、日本、
中国专利申请量分别为5.66万件（同比增长-0.95%），4.52
万件（同比增长2.6%），4.31万件（同比增长44%）
初创型企业发展迅猛，中国独角兽数量占全球近40%。独角
兽一般指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根据德勤和投中
信息发布的《中美独角兽研究报告》，中国独角兽企业数量已
全球第二，全球占比为38.9%
顶层设计明确，《中国制造2025》指出要在十大领域内重点突
破。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规划，未来中国要在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
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
器械等十个领域重点突破。重点领域的发展规划也十分明确，
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中
1https://natureindex/country-outputs/china
2《 人民日报 》2017年11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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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要达到与世界先进水平
同步；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要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我们知道，古生物学上存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的现象。而一系列背景决定了当前中国“工程师红
利”和技术赶超处于一个“寒武纪时代”
中国下一个十年。人口红利的影响贯穿中国过去二十年。若我
们以80-87年的婴儿潮作为一个观测坐标，则这一代际群体的
青年时代对应低劳动力成本和中国出口产业链的兴盛，这一群
体的中年时代对应城市化需求和中国地产产业链的顶峰
那么对未来10年来说，“工程师红利”将是一个主线索：
第一， 中国经济大概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前期报告
《四大红利将助推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我
们指出，新生儿红利、消费升级红利、基建网络及新城
市群红利、工程师红利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四大红利，
“新生儿红利”和“消费升级红利”保证了中国经济存在新
增原发需求；“基建网络及新城市群红利”意味着中国人
口流动、基建需求、制造业成本等三个基本问题继续存
在连续性和可承接性；“工程师及劳动力素质红利”则提
供了转型升级的雄厚基础。如果我们以未来五年人均
GDP年
